在心靈最微妙的地方
我的心底總藏著三個小故事，
每次想起，都一驚。
因為我原以為自己很聰明、很客觀，
直到經歷這些故事之後，才發覺許多事，
只有親身參與的人，方能了解。
那是人性最微妙的一種感覺，
很難用世俗的標準來判斷。
當我在聖若望大學教書的時候，
有一位同事，
家裡已經有個蒙古症的弟弟，
但是當他太太懷孕之後，
居然沒作羊水穿刺，又生下個蒙古兒。
消息傳出，大家都說他笨，
明知蒙古症有遺傳的可能，還那麼大意。
我也曾在文章裡寫到這件事，
諷刺他的愚蠢。
直到有一天，他對我說：
「其實我太太去作了穿刺，
也化驗出了蒙古症，我們決定墮胎。
但是就在約好墮胎的那天上午，
我母親帶我弟弟一起來。
我那蒙古症的弟弟，
以為我太太得了什麼重病，
先拉著我太太的手，一直說保重！保重！
又過來，撲在我身上，把我緊緊抱住，
說：『哥哥，上帝會保佑你們。』
他們走後，我跟太太默默地坐了好久。
不錯！
我是曾經怨父母為什麼生個蒙古兒，
多花好多時間在他身上。
但是，我也發覺，他畢竟是我的弟弟，
他那麼愛我，而且毫不掩飾地表現出來。
我和我太太想，
如果肚子裡的是個像我弟弟
那麼真實的孩子，我們能因為他比較笨，
就把他殺掉嗎？他也是個生命、
他也是上帝的賜予啊！所以，
我們打電話給醫生，說我們不去了……」
二十多年前，我作電視記者的時候，
有一次要去韓國採訪亞洲影展。
當時出國的手續很難辦，
不但要各種證件，
而且得請公司的人事和安全單位出函。
我好不容易備妥了各項文件，
送去給電影協會代辦的一位先生。
可是才回公司，就接到電話，
說我少了一份東西。
「我剛剛才放在一個信封裡交給您啊！」
我說。
「沒有！我沒看到！」
對方斬釘截鐵地回答。
我立刻衝去了西門町的影協辦公室，
當面告訴他，我確實自己細細點過，
再裝在牛皮紙信封裡交給了他。
他舉起我的信封，抖了抖，
說：「沒有！」
「我人格擔保，我裝了！」我大聲說。
「我也人格擔保，我沒收到！」
他也大聲吼回來。
「你找找看，一定掉在了什麼地方！」
我吼得更大聲。
「我早找了，我沒那麼糊塗，
你一定沒給我。」他也吼得更響。
眼看採訪在即，我氣呼呼地趕回公司，
又去一關、一關，
「求爺爺、告奶奶」地辦那份文件。
就在辦的時候，
突然接到中影「那個人」的電話。
「對不起！劉先生，是我不對，
不小心夾在別人的文件裡了，
我真不是人、真不是人、真不是人 …」
我怔住了。忘記是怎麼掛上那個電話的。
我今天也忘記了那個人的長相。
但不知為什麼，我總忘不了「他」，
明明是他錯，我卻覺得他很偉大，
他明明可以為保全自己的面子，
把發現的東西滅跡。
但是，他沒這麼做，他來認錯。
我佩服他，覺得他是一位勇者。
許多年前，
我應美國水墨畫協會的邀請，
擔任當年國際水墨畫展的全權主審。
所謂「全權主審」，
是整個畫展只由我一個人評審，
入選不入選，得獎不得獎，
全憑我一句話。
他們這樣做的目的，
一方面是尊重主審，
一方面是避免許多評審「品味」相左，
最後反而是「中間地帶」的作品得獎。
不如每屆展覽請一位不同風格的主審，
使各種風格的作品，
總有獲得青睞的機會。
那天評審，我準備了一些小貼紙，
先為自己「屬意」的作品貼上，
再斟酌著刪除。
評審完畢，主辦單位請我吃飯，
再由原來接我的女士送我回家。
晚上，她一邊開車，一面笑著問：
「對不起！劉教授，
不知能不能問一個問題。
沒有任何意思，我只是想知道，
為什麼那幅有紅色岩石和一群小鳥的畫，
您先貼了標籤，後來又拿掉了呢？」
「那張畫確實不錯，
只是我覺得筆觸硬了一點，
名額有限，只好 ……」我說，
又笑笑：「妳認識這位畫家嗎？」
「認識！」她說：「是我！」
不知為什麼，我的臉一下子紅了。
她是水墨畫協會的負責人之一，
而且從頭到尾跟著我，
她只要事先給我一點點暗示，
說那是她的畫，
我即使再客觀，都可能受到影響，
起碼，最後落選的不會是她。
一直到今天，十年了，我都忘不了她。
雖然我一點都沒錯，卻覺得欠了她。
三個故事說完了。
從世俗的角度，那教授是笨蛋、
那影協的先生是混蛋、
那水墨畫協會的女士是蠢蛋。
但是，在我心中，
他們都是最真實的人。
在這個平凡的世界，
我們需要的，不見得是英雄、偉人，
而是這種真真切切、實實在在，
可以不忠於世俗，
卻無負自己良心的人。
每次在我評斷一件事或一個人之前，
都會想到這三個故事，他們教了我許多，
他們教我用「 眼 」看，
也用「 心 」看。
當我看到心靈最微妙的地方，
常會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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